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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牢数据安全屏障******

　　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基础。随着数据要素向深度应用拓展，规范数据流动、保护个人隐私、保证网络安全等问题也面临考验。2022年12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强化数据安全保障体系建设，把安全贯穿数据供给、流通、使用全过程。本期特邀专家围绕相关问题进行研讨。

　　主持人：经济日报理论部主任、研究员 徐向梅

　　数据共享应用成效显著

　　主持人：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有何特点及优势？我国数据开发利用现状如何？

　　唐建国（北京市大数据中心副主任、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大数据应用与产业处处长）：2020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第一次把数据要素作为第五大生产要素提出，对数字经济发展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

　　数据，是对客观事物的逻辑归纳。在数字时代，数据成为表达信息、知识和智慧的主要载体。数据要素，是指经过清洗、加工和治理后，直接拿来可用并具有交易价值的数据资源。用土地作比喻的话，数据要素本质上是一块达到“七通一平”条件、能够在市场交易的“熟地”，也是高价值可用数据资源的代名词。从资源、要素、资产到资本，数据在形态演进中实现价值跃升。

　　从生命周期看，数据可分为零次数据（收集生成）、一次数据（清洗比对）、二次数据（统计分析）、三次数据（研判预测）等类别，具有无限衍生的可能。从自身构成看，数据具有类似于波粒二象性的二元化结构特征。从法律视角，数据分为载体和内容，数据权属可以分解为载体权利和内容权利。从技术视角，数据可分为信息和价值，基于隐私计算技术信息进行加密处理，可将数据计算价值进行流动。从生产资料角度看，数据要素具有可复制、可再生、海量获取、消费中增值、边际成本接近零、在应用中产生价值等特点。利用数据要素，人们可以形成新的洞见，具备超范围协同、超时空预判、精准调控、双向触达等新能力，打破传统生产要素有限供给对经济增长的制约。

　　2015年国务院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提出，加快政府数据开放共享。2022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提出，建立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数据产品经营权等分置的产权运行机制。近年来，各地在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方面进行制度探索，北京、上海、深圳、浙江、广东等地出台数字经济或数据条例，对数据的采集、共享、开放、交易等活动设定权利义务，明确了数据具有财产性权益，为数据开发利用提供了法制保障。

　　公共数据开放方面，我国不断加大开放共享力度，截至2021年10月，已有193个政府数据开放平台，其中省级平台20个，城市平台173个。截至2022年8月，北京市公共数据开放平台浏览量累计3.8亿次，公共数据开放总量约59.86亿条，其中无条件开放8496个数据集，约1.48亿条数据，累计数据下载总量突破30万次，有条件开放数据集3555个，约58.38亿条数据，整体水平居全国前列。

　　数据应用方面，国家政务服务平台、粤省事、随申办、浙里办、北京通等App或小程序，通过整合健康服务、市民办事、行政审批等各类业务数据，为百姓提供多样便捷的政务和城市服务，实现了“让数据多跑腿”“让百姓少跑腿”。截至2022年9月，北京通App累计下载量5000万次，累计用户1300万人，月活用户320万人，对外提供5177项政务和公共服务，汇聚576类电子证照1.24亿张。

　　数据要素市场方面，全国有40家左右数据交易平台。2021年以来，北京、上海、深圳、河南、天津等地纷纷成立新型大数据交易所，基于隐私计算技术实现数据价值流动，创造了“可用不可见”的数据交易范式。北京开展数据资产评估试点，首批试点单位罗克佳华获得北京银行数据质押贷款1000万元，启迪公交成为通过数据资产入股成立的企业法人；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建成数据托管服务平台，为跨国企业提供数据跨境流动管理解决方案。

　　如果把数字经济比喻为蛋糕的话，数据就是面粉。提升数据供给规模、质量、流动效率，应当成为全面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

　　一是以政务数据开放带动社会数据开放，为做大做强数字经济注入源头活水。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数据开放和获取程度将成为区域营商环境竞争力的重要指数。要加强公共数据开放平台建设，推进高价值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探索创建“数据特区”，促进多方数据融合应用。加快推进数据交易平台和分布式数据流动基础设施建设，有序引导社会数据高效流动。

　　二是破冰数据资产化改革激发投资热情，提升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效率。数据从要素向资产和资本的演进，将为经济增长提供强大动力源。建议在数据登记、评估、入表、入股、入贷、入统、入税、质押、信托等方面研究相关制度，为数据要素市场释放改革红利。

　　三是以安全合规为底线深化数据应用，降本增效重塑千行百业。建立适应数字经济特征的新型监管模式，实施数据分类分级安全保护制度，加强对政务数据、企业商业秘密和个人数据的保护。聚焦工业数据、感知数据等新型数据资源，支持构建农业、工业、交通、教育、城市管理等领域数据开发利用场景，开启数字经济新航海时代。

　　各国前所未有重视信息安全

　　主持人：国际上对于信息安全保护有哪些可借鉴经验？

　　支振锋（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信息安全领域宽泛，既包括网络空间得以安全稳定运行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安全，也包括在新技术新应用新业态中起基础性驱动作用的数据安全，还包括对国家政治和社会稳定有重大影响的内容安全。美国“棱镜计划”被斯诺登披露之后，世界各国前所未有地重视信息安全，并在战略设计、技术创新和法规政策上取得一系列进展，其中有不少可借鉴经验。

　　信息安全成为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的重要部分。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通过《第12065号总统行政令》《关于通信和自动化信息系统安全的国家政策》《转变中的国防：21世纪的国家安全》《网络空间安全国家战略》等举措，国家信息安全政策渐成体系。近10年来，其国家信息安全政策不断扩张，2011年《网络空间行动战略》将网络空间与陆海空天并列为行动领域，2021年增强国家网络安全的行政命令签署、2022年《网络安全战略规划2023—2025》发布，进一步将网络安全置于国家安全优先位置。由于特殊战略环境，俄罗斯对信息安全同样敏感，1995年在讨论《俄罗斯联邦信息安全纲要》时提出信息安全概念，1997年《国家安全构想》提出信息安全是经济安全的重中之重，2000年《国家信息安全学说》为构筑未来国家信息安全政策大厦奠定基础。2014年以来，俄罗斯在信息安全国家战略和法规政策上不断出台新举措，2021年发布新版《国家安全战略》，为维护国家安全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成为信息安全的重中之重。现代社会数字化程度日益加深，公共通信和信息服务，以及能源、交通、水利、金融、电子政务等重要行业和领域信息系统一旦遭到破坏、丧失功能或数据泄露，可能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国计民生、公共利益，是需要重点保护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20世纪末美国出台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领域保护的政策，确立保护机构，明确职责分工，此后相继发布第14028号行政令《提升国家网络安全》和《改善关键基础设施控制系统网络安全的国家安全备忘录》《关键基础设施网络安全事件报告法》；欧盟高度重视整体层面的网络攻击防御和复原能力，2021年通过《关于欧盟数字十年网络安全战略的决议》，重申为欧盟关键基础设施建立新的、强大的安全框架的重要性；新加坡《2021年网络安全战略》进一步明确和强化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过程；澳大利亚《2022年安全立法修正案（关键基础设施保护）法案》就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进行了新的探索；俄罗斯强调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保护和防御，要求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部门自2025年1月1日起全面禁用外国软件，政府在最短时间内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国产电子元件基地。

　　数据安全成为信息安全的基础性问题。数据承载着个人、市场主体与国家的大量信息，关系到公民人格权益、市场主体财产权益以及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美国在数据与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立法较为碎片化，但联邦和州层面通过专门立法，已形成数据安全保护的制度体系。欧盟特别注重数据和个人信息保护，通过《数据保护指令》《通用数据保护条例》《数字服务法》《数字市场法》，形成了极具特色的严密数据安全法律体系。在数据跨境流动问题上，不同国家地区之间在数据安全方面存在信任危机，2022年3月美欧达成《跨大西洋数据隐私框架》，10月美国签署《关于加强美国信号情报活动保障措施的行政命令》，12月欧盟委员会启动《欧盟—美国数据隐私框架充分性决定草案》推进进程。

　　内容安全成为信息安全的焦点议题。剑桥分析丑闻引发了美国对大型社交媒体平台的警惕，开始讨论《通信规范法》第230条对平台责任的豁免问题，2020年签署《防止在线审查行政令》。欧盟、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巴西等纷纷出台法律，对社交媒体进行规范，强化内容治理。

　　供应链安全成为信息安全的重要内容。由于现代产品和服务依赖于供应链，产品的组件和软件来源众多，设备可能在一个国家设计而在另一个国家制造，这意味着产品可能包含恶意软件、易受到网络攻击，而供应链本身的安全漏洞也会影响公司安全基线。美国一直以来重视供应链安全，不断完善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体系的战略设计，关注重点也逐步由灾难性风险转向大国政治博弈风险。2021年美国对半导体、新能源电池、关键矿物和医药用品四大关键领域的供应链弹性进行评估，此后通过《两党基础设施法》强调供应链安全。英国、欧盟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也都把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视为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而投入大量立法、规制和政策资源。

　　信息安全是一项长期、复杂、系统的综合工程，我们要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加快建设网络强国，以高水平信息安全促进高质量发展，构筑竞争新优势。

　　以法治应对数据安全挑战

　　主持人：大数据背景下，信息保护面临怎样的挑战？我国在数据安全治理方面有哪些举措？

　　郭雳（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数字经济已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算法、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广泛应用于数据收集、加工和分析，大数据正深刻改变着国家治理能力、社会生活形态和经济运行方式，也对信息保护、数据安全提出新的挑战。

　　首先，随着不同场景中海量数据的收集与使用，数据侵害来源呈多样化趋势。例如，出入小区时人脸数据不规范采集、网购联系方式遭到营销短信轰炸等，个人数据安全问题遍布日常生活。在人脸识别相关案件中，人脸数据具有高度敏感性，不当收集程序及后续滥用、泄露风险，将对个人人身、财产安全产生重大的威胁，案件激起的个人数据信息安全话题，值得社会各方思考。

　　其次，数据处理者在数字化转型进程中面临数据安全问题。以金融数据为例，一些传统金融机构特别是中小金融机构缺乏与数据价值创造相匹配的重视并保护数据的意识与能力，引发了内部数据管理系统不健全、数据泄露或越界使用等问题。从2021年金融监管部门统计的涉数据违法处罚来看，金融机构因“未按规定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泄露客户个人信息”等问题共收到罚单千余张，金额超10亿元。

　　再次，数据安全与数据商业化利用、公共价值创造之间如何平衡。数据安全固然重要，但也并非规范数据产业发展和企业数据处理行为的终极目的。数据要素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资源，其易复制、可共享等特征为经济发展带来强劲动力。数据要素不仅是数字经济深化演进的核心特质，还具有保障社会安全、提升社会福祉、维护国家数据主权等多重功能定位。如何在保障数据安全基础上充分利用数据商业化价值、实现数据要素的公共价值，是新时代数据治理核心命题。

　　最后，大规模个人数据跨境流动给国家信息安全带来新的挑战。某大型网约车平台公司赴境外上市风波即是典型事例，2022年7月有关部门公布了对该公司的处罚。类似地，美国近年来也通过《澄清境外数据的合法使用法案》扩大了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的审查权，限制特定领域外国投资的数据跨境流动。一系列数据执法案例表明，数据安全已融入内涵丰富的总体国家安全观。维护国家主权、数据主权与国家安全，成为大数据背景下个人信息保护和国家数据治理的底线。

　　在立法层面，近年来我国在个人信息与数据安全保护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及配套法规相继出台，丰富和细化了民法典这一基础性法律中的基本原则与相关制度，形成了网络空间与现实世界并重、国家数据安全与个人数据安全并重的现代化数据安全法律体系。在此基础上，行政监管部门鼓励和引导行业组织、高等院校、从业机构共同参与，推动多元主体在标准制定、文件论证、文化建设等方面与政府开展合作，形成了大量数据安全标准、科技伦理指引、数据治理倡议。这些软性约束与法律的刚性色彩相呼应，勾画出数据安全的“柔性边界”。

　　在执法层面，《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六十条将国家网信部门作为负责统筹协调个人信息保护工作和相关监督管理工作的机构，建立了网信办统筹协调、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执法的跨部门、跨行业、跨领域监管体制机制，一系列“净网”“清朗”等专项行动取得显著成效。同时，该法赋予数据执法者包括询问、调查、查阅、复制、现场检查、查封和扣押等措施在内的执法工具箱。另外，随着数字政府建设不断深入，监管科技已成为高效发现和追踪数据违法行为的新法宝。

　　在司法层面，目前已形成私益与公益诉讼相结合的司法救济体系。违约之诉、侵权之诉是个人数据被侵害时的私益救济方式。不过，由于其举证难度、救济成本、救济效果等方面的局限，使传统私益诉讼容易陷入困境。因此在私益诉讼之外，个人信息保护法专门设置了公益诉讼条款，将个人信息保护纳入检察机关公益诉讼的范围之内。2021年，全国检察机关共提起2000余件公益诉讼案件，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个人提起诉讼的“行动难”问题，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一道构成数据安全司法救济途径。

　　加快构建数据基础制度体系

　　主持人：如何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充分释放数据潜能？

　　李爱君（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数据作为数字经济的关键生产要素，其自身价值和潜能日益凸显。为充分释放数据潜能，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将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指出，数据对提高生产效率的乘数作用不断凸显，成为最具时代特征的生产要素。数据价值挖掘已成为推动我国经济转型的新动力，同时也是新经济增长点和新动能。

　　大数据精准分析和科学决策有效促进了教育、医疗、电子商务、工业、农业效率和经济效益提升。例如，医疗行业通过多部门对个人健康信息、职业、行为等数据与医疗数据关联处理，提供个性化和精细化医疗服务；政府通过政务数据共享和开发应用，提高了决策科学性、服务便民性和治理效率，同时提升了突发事件应对能力和动态预警水平，实现了人民生活安全和幸福指数增长。产业方面，大数据开发和应用可形成新产业链、新消费、新经济内循环和新服务模式，例如“互联网+政务服务”、智能交通、智慧医疗和智慧养老等，促进了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转型。国际竞争方面，我国具有数据规模优势，2017年至2021年，我国数据产量从2.3ZB（计算机术语，十万亿亿字节）增长至6.6ZB，全球占比9.9%，位居世界第二，大数据产业规模从4700亿元增长至1.3万亿元。如果充分利用数据规模优势，提升数据规模、质量和应用水平，未来我国在数字经济时代将具有巨大发展空间和竞争优势。

　　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互联网等技术为人类提供便利的同时，对个人信息保护、公共利益和国家安全也带来挑战。现实生活中，个人信息数据泄露和滥用情况时有发生，数据要素处理和使用过程中的安全问题若得不到有效解决，将会造成社会对数据和信息安全的担忧，降低社会成员提供个人信息意愿，叠加组织机构之间数据共享与开放壁垒，进而阻碍数据价值挖掘和潜能释放。

　　提高数据安全保障能力既是对数据发展优势的保障，也是国家竞争力的体现。数据安全与发展的平衡是释放数据潜能的关键，我国在维护数据安全方面已确立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但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分别以保障数据安全和保护个人信息合理利用为立法目标，在促进数据潜能释放方面的基础制度仍供给不足。数据基础制度建设事关国家发展和安全大局，要以维护国家数据安全、保护个人信息和商业秘密为前提，促进数据高效流通使用、赋能实体经济，统筹推进数据产权、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安全治理，加快构建数据基础制度体系。

　　构建数据安全与发展平衡的基础制度体系主要包括以下五个层面。一是确立数据财产权制度。数据是一种财产，应通过设立财产权的方式实现对数据财产的法律保护。数据财产权是指合法获得对数据控制的主体享有的财产权利，财产权利内容包括控制权、处理权、处分权和收益权，这些权利的行使受数据所记录信息的相关法律法规规范。

　　二是构建数据供给制度。构建以开放公共数据向市场供应数据生产要素的制度，公共数据开放应作为国家数据要素市场供给侧来源补给的主要手段，公共数据开放制度应围绕开放公平、部门职责、开放标准、开放范围、开放类型、开放方式、开放程序、安全保障和监督机制展开。

　　三是搭建数据流通制度。数据流通是释放数据潜能的重要方式，目前平台交易是多层次的：第一层次是有国家级资质的数据交易所，第二层次是由地方政府赋予资质的数据交易中心，第三层次是没有任何资质的数据交易平台。未来应进一步完善和规范数据流通制度，根据数据分级和分类，不同类别数据可在相应层次交易流通。

　　四是建立数据治理制度。数据治理是在保障数据安全前提下使数据资产化，数据资产化是数据治理目标。建立数据治理制度要从微观管理角度着手，实现数据安全与发展的平衡，包括治理组织架构（决策架构、管理架构、执行架构、监督架构）、权责边界明确的责任制度、安全保障、质量标准等。

　　五是构建数据源供给主体制度。建立数据源供给主体制度的目的，在于解决数据需求方获取数据成本高、数据供给方维权成本高和国家对数据安全与个人信息保护监管缺乏实效性等问题。建议通过对数据源主体准入资格和内部治理结构规制，赋予数据源供给主体相关权利与义务，有效解决上述问题。

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必须统筹抓好六个方面重点工作******

　　作者：徐颖（华北电力大学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这为新时代党的建设制定了目标、指明了方向。报告还要求“全党必须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决不能有松劲歇脚、疲劳厌战的情绪，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自我革命是革命者的初衷，是中国共产党优秀的品格。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不断改革、发展、完善。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是一个系统工程，包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等多个方面，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为了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迈上新的台阶，我们必须统筹抓好如下六个方面的重点工作：

　　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党的领导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必须全面、系统、整体加以落实。”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与全面加强党的领导两者是紧密联系、相互促进的，两者有着共同的目标和使命，都是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必然要求，是全面、系统、整体落实党的领导的具体表现。坚持和加强党中央对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建设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前提条件，是办好中国一切事情的根本要求。从具体方面来讲，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必须健全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相关体制机制建设，加快推进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落地，确保党的领导的全面性、系统性、整体性，确保党的自我革命政治立场坚定，政治方向不偏，政治原则不改，政治道路不变，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以进一步增进党的团结统一为目标。

　　第二，要进一步完善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充分发挥党的决策协调作用，突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性，确保党对重大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加强党对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建设的指导和监督。

　　第三，要加强党的政治建设。首要任务就是坚持和加强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好各级党委（党组）、党员干部主体责任，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关键在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不断提高自我革命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第四，落实好民主集中制。要按照民主集中制的要求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不断提高党的综合执政能力；要创新和改进领导方式，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不断提高党自我革命的创造性；要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不断提升党内政治生活的质量，确保党内政治生态得到可持续净化。

　　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精华，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成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我们党一向十分重视理论建设，不断推进理论创新，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是党的思想建设的根本任务，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是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必然要求，是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长久之策，是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建设的迫切需要。

　　一是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是一个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面临的环境之复杂、任务之繁重、挑战之激烈、矛盾之突出前所未有，我党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首先要统一思想，提高政治站位，明确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性，在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建设的过程中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将我党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

　　二是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明确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现实、重要性、紧迫性，引导全党牢记党的宗旨，牢记自己的使命，解决好“三观”这个总开关问题，努力使自己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

　　三是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必须坚持学思用贯通，就是要学习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按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要求来思考问题，用先进的思想和理念来指导实践。坚持知信行统一，首先必须知，知就是学习、了解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只有知才能信；通过了解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不断增强对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建的信任感，并用以指导实践，这就是行。主要目标就是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转化为坚定而崇高的信仰，锤炼党性的摇篮，指导实践的总方针，推动各项工作的力量源泉。

　　四是强化理论武装，全面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要不断促进两者相结合，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让党员干部必须懂得党的自我革命在党的历史中的重要性，同时以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为重点在全党深入开展主题教育。

　　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

　　我们党一向重视从优秀的传统文化中吸收精华，不断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培育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党的干部是党的火车头，是党和国家事业的中坚力量，是国家发展和民族进步的关键因素。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有一支政治过硬、适应新时代要求、具备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的干部队伍。这为新时代党的干部队伍建设指明了方向、明确了要求、制定了标准。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是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任之一，需要我们党走泥泞、涉险滩，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正视自身存在的各种问题，要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向自我开刀，不断推进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所有这些，需要有一支强有力的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作为支撑和担当，否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就难以实现。

　　加强干部队伍建设，首先要突出政治标准。这是我们党选拔干部的首要标准。首先要看政治上是否合格，主要看政治上是否清醒，政治立场是否坚定等，这也是选拔干部的前提条件。突出政治标准必须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就是要按照“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五湖四海、任人唯贤”的原则来选拔任用人才，将好干部的标准用在实处落在实处。

　　其次，坚持选人用人的导向标准。首先必须要有正确的用人导向，要按照事业为上的标准选贤任能，要按照忠诚干净担当的标准任用干部，要按照高素质专业化的标准来要求干部，在把好政治关的前提下，把好廉洁关，业务关等。

　　再次，综合施策关心培养锻炼干部。既要加强对干部的严管，坚持全面管理常态化，全面监督常态化，又要增进对干部的厚爱，要关心关爱基层干部，特别要关心工作在条件艰苦地区的干部，激励广大干部积极担当作为；要做好离退休干部工作，要重视女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的选拔和培养，要加强和改进公务员工作等；干部要注重实践锻炼，要在实践中磨炼意志，要在实践中提高专业素养，培养斗争精神和斗争本领，不断提高防范化解风险的能力，增长综合本事和才干，提高服务群众的本领和能力。

　　最后，完善干部考核评价标准体系。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干部要正确对待政绩，组织要客观评价政绩；要完善干部能上能下的制度；要确保党的事业后继有人，我们要从根本上认识“后继有人”这个“根本大计”的重要性，确保党和国家事业永续发展，将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作为常态化的工作机制。

　　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严密的组织体系是党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党的组织体系是根据党章的规定，按照民主集中制的要求建立起来的党的各级组织机构，它是一个有机的统一的整体，包括党的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基层组织，是一个严密的体系，具有世界上任何其他政党和组织无法比拟的独特优势，是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根本保证。我党严密的组织体系为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提供了政治保障和组织保障，为了进一步推进我党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建设，必须进一步增强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

　　第一，各级党组织要履行党章赋予的各项职责使命。党章赋予各级党组织的职责使命具有法定的效力，各级党组织要将各领域群众组织好，要齐心协力、上下贯通、通力合作，不折不扣完成任务，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得到贯彻落实。

　　第二，不断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党的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是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最后一公里”，又是党组织直接联系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党中央的一切决策部署都必须通过基层来推进实现，所以要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要不断提升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行动力、战斗力，将党建工作贯穿于基层治理全过程，将党建活动建立在乡村振兴的各个环节，“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有效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

　　第三，不断加强完善党建工作。要全面加强机关党建工作，机关党建重在质量提升，事业单位重在整体推进；国有企业、金融机构要加强公司治理与党建工作的结合，在公司治理的过程中加强党的领导；混合所有制、非公有制企业等要加强党建工作，各种协会、学会、商会党建工作也不能放松；“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要注重党员干部学习教育工作，要加强和改进对党员教育管理。

　　第四，进一步落实党内民主制度。既要保障党员干部充分行使党内的民主权利，充分发挥党员干部模范作用，又要严肃稳妥处置不合格党员，做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保持党员队伍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坚持以严的基调强化正风肃纪

　　党风就是指党的作风，指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在政治、思想、工作、生活等方面体现党性原则一贯表现。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必须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必须强调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党的自我革命的行为必须得到群众的支持，党的自我革命的成果必须得到群众广泛的赞同；必须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自我革命就是一个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过程，是一个否定与自我否定的过程；必须有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作风，自我革命要有谦虚谨慎的胸怀，要有艰苦奋斗的品格；必须有民主集中制的作风，民主集中制是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准则，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建设，必须按照民主集中制的要求，在民主集中制的指导下进行。坚持以严的基调强化正风肃纪是完善党的自我革命的规范体系的必然要求。

　　要大力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是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形成的崇高品质、道德情操、精神风貌，是历史经验的总结，是我们党建党、管党、治党重要法宝，必须大力弘扬。

　　要锲而不舍落实党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八项规定是我党转变作风的总动员令，既抓思想引领又抓行为规范，既明确纪律规矩又严格执纪问责，既立足当前又着眼长远，由于作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和反复性，必须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以严的基调强化正风肃纪。重点在抓住“关键少数”以上率下，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关键在持续纠治“四风”，坚决破除各种特权。

　　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作风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要把握作风建设地区性、行业性、阶段性特点，抓住普遍发生、反复出现的问题深化整治”，要重点研究作风建设的特点和规律，通过深化整治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

　　要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重点“督促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对违反党纪的问题，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始终将纪律挺在前面，对违反党纪党规的问题绝不姑息，一查到底，要从思想上固本培元，从品行上涵养浩然正气，不断增强拒腐防变能力。

　　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向重视从严管党治党，以刀刃向内的政治勇气向腐败行为开刀，从实施八项规定到扎紧制度的笼子，促进了党的建设从转变作风到党内监督的完善，从“打虎”“拍蝇”“猎狐”无禁区到查处各种大案要案，使中国共产党在刮骨疗毒中解决了一系列腐败问题，充分体现了新一届党中央坚定不移反对腐败的坚强意志和持续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

　　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必须勇于攻坚克难，驰而不息反对腐败，要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的攻坚战持久战。

　　一是坚持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腐败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根源于人类社会腐朽没落的意识形态，只要存在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腐败就会生根开花结果，腐败就会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反腐败斗争不会有一刻的停息，必须“坚持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同时发力、同向发力、综合发力”。

　　二是要以零容忍态度反腐惩恶。腐败与我党的性质宗旨从根本上是严重对立的，对党的生命力具有严重的侵蚀性，对党的战斗力具有严重的腐蚀性，对党的事业具有严重的破坏性，我们必须以零容忍的态度反腐惩恶。一方面必须有力遏制增量，保持永远吹着冲锋号的态势，确保腐败行为只减不增；另一方面要有效清除存量，要充分发挥法治的作用，加大反腐力度，确保彻查存量腐败只增不减。重点查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领导干部作为代言人、代理人的腐败，各种政商勾结的腐败。

　　三是加强重要领域和重点对象反腐。腐败与权力关系密切，权力超过一定的范围就是腐败，权力缺乏监督就会导致腐败，现实生活中有些重要领域集中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是权力高度集中的地方，也是最容易导致腐败的地方，所以我们要“深化整治权力集、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的腐败，坚决惩治群众身边的‘蝇贪’”坚决查处各种利用影响力进行谋私贪腐的行为，行贿与受贿具有同样的危害性，必须一同查处，各种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危害大、隐蔽性强，要重点惩治。

　　四是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腐败是国际社会面临的共同难题，反对腐败也是国际社会的共识，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的当务之急重在一体构建追逃防逃追赃机制，目标是绝不让一个腐败分子逍遥法外。党的二十大提倡加强反腐败国际合作，有利于为国际反腐败事业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中国力量。

　　我们要深刻理解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与其他几个方面重点工作之间的逻辑关系：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前提条件；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能确保自我革命的正确方向；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为自我革命提供人才支撑；党组织为自我革命提供政治和组织保障；以严的基调强调正风肃纪是自我革命的必然要求；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是必然追求，这七个方面紧密联系相互支持，一体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迈上新台阶。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